王辰龙｜浅谈AI技术下的新诗音乐性
浅谈AI技术下的新诗音乐性
王辰龙
生于1988年，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AI MUSIC
近来，一些对新事物敏感的青年诗人开始使用Suno等AI作曲软件为诗歌谱曲，创作所谓的“新诗音乐”。一首“新诗音乐”的生成过程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并不复杂：创作者将诗歌文本录入AI，从流行、爵士、摇滚等多样的音乐风格中挑选适当的曲风，设置演唱者的性别，设计引入、间奏、尾声等环节；余下的事情便是按下启动键，等待AI输出结果。这一生成过程的复杂之处则在于它包含着一系列的筛选机制。从选诗环节开始，创作者需要考量的问题是自己或别人的哪些作品更适合被生成为“新诗音乐”。就目前众多成品而论，大部分被选中的文本有同质化的特征，即原诗自身便富于节奏感或带有一定的韵律，篇幅也相对较短。由这类文本生成的“新诗音乐”在时间上与主流的歌曲长度相似，适于受众普遍的收听习惯。这是第一重筛选机制。接下来，曲子风格、声音性别等音乐要素的预设，也是创作者在寻找与原诗意义相称的、声音形式上的对应物，这一过程的完成度将取决于创作者的直觉、经验、乐感或乐理知识水平等条件。这是第二重筛选机制。最后，创作者可以通过多次试验来比对AI输出的多种结果，进而确定最趋近创作者预想的成品。这是第三重筛选机制。就目前“新诗音乐”的数量和质量来说，其实绩尚不足以帮助人们对新诗音乐性命题展开整体上的重审，却也制造了些许初见端倪的契机
具体而言，在新诗音乐性的诗学维度上，AI作曲软件与新诗的交互或许可以重塑诗人的创作意识，并将有关新诗韵律的讨论引向别样的理论层面。可以假设有这样一位作者：热衷于使用AI去生成自己的作品，在多重筛选机制下反复衡量诗歌与音乐的适配度，进而对文本的韵律、节奏等要素有了细致入微的体验，促发了聚焦于音乐性的反思。这样一位假想中的“新诗音乐”创作者，频繁地将空间性的文字转化为时间性的声音，最终，极有可能成为极具音乐性自觉的诗人，会以更新后的理念去修改旧诗，也会主动创作富于韵律的新文本。在理想状态下，AI作曲软件之于诗人，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工具，以帮助创作者去调校韵律、节奏等音乐性要素。需要指出的是，富于节奏感或带有一定韵律的作品并不等同于格律化的新诗。历史上，始于闻一多、卞之琳等作者的新诗格律试验，其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大体而言，多数的新诗格律试验或是一厢情愿地试图照搬古诗形制的成熟模式，却有意无意忽视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在音义关系上的巨大差异；或是急于将域外的诗歌体式（如十四行体）移植到新诗写作之中，却盲视了汉语与外文在字音轻重等环节上的不同。因此，有学者认为，应把对诗歌韵律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写作实践转向数量更多、质量更佳的自由体诗。在谈及自由体诗的音乐性时，郭沫若、戴望舒等作者往往在意的是文本中与内在情绪密切相关的语言节奏，而非押韵等显性的外在形式。此外，自由体诗蕴含着紧贴日常语言习惯的音乐性因子。（李章斌：《在语言之内航行：论新诗的韵律及其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96页）AI作曲软件对自由体诗的生成过程，也伴随着大数据及其算法对于文本内在情绪的解析；而解析后的结果中极有可能出现超越人类既往认知的意外情形，这不免令人想起当年的阿尔法狗（AlphaGo）。阿尔法狗之所以能打败柯洁等人类棋艺天花板，是因为在AI高速、复杂且精密的计算后惊现了意外的招数，意外到超越了精英选手的积习、常识和终归有所限度的远见。可以想见，在AI技术与新诗写作持续发生交互的过程中，也极有可能出现同样意外的结果，使人震惊，却也会引导创作者去探索意外中的合理性，进而启发诗人去反思新诗的音乐性，正如棋手复盘阿尔法狗的套路。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韵律、节奏等通常因素之外，AI技术下的新诗音乐性是否蕴含着开启其他诗学维度的可能？我认为是有的。不妨先将“音乐无国界”这一标语搬出来吧——它说明音乐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借助翻译，音乐能够跨越语言和族群的界限直接引起听众的情感共振。“新诗音乐”的创作者实则也在阐释进入生成程序的文本的意义，凭借经验、直觉或知识体系去选择与意义对称的声音形式。“新诗音乐”中的“音乐”将先于“新诗”引起听众更为直接的身心反应，听众不必阅读便已接近了文本的内在情绪。因此，创作者不妨尝试对一些复杂的文本（优先挑选已经经典化或有待经典化的佳作）做生成；而兼具声音形式和文字形式的复杂文本可能将使受众进入这样一种解诗流程：先于反复的细读，人们似乎“听懂”了一首复杂的好诗，“听懂”或将有助于人们“读懂”。“新诗音乐”的一种可能性是制造具有高度复合性的新诗文本——其复合性所在，不仅兼具声音和文字两种形式，更是在受众层面上促发感性的情绪，继而使之与理性的智识紧密结合。简言之，AI技术下的新诗音乐性潜藏着对文本的诠释之力。
但是在思考AI技术给新诗音乐性制造的前景时，不能绕开的一个问题是，“新诗音乐”如何成为有别于歌曲的、独立的艺术形式？如果仅将AI对新诗的音乐生成认知为将文字变成歌词的流程，那么，“新诗音乐”的创作便将毫无新意，毕竟早有一些专业的音乐人写作出了极富文学性和人文关怀的歌词。创作者使用AI技术时，不能简单地抱着将诗歌变为歌词的心态，否则“新诗音乐”的独立性必然是缺失的。事实上，对“新诗音乐”倾注了大量心力的诗人炎石已在《新诗音乐十论》（2024年6月16日发布于微信公众号“屏體詩”）一文中强调了“新诗音乐”与一般歌曲创作间的差别：“新诗音乐仍是关于新诗的艺术形式，即新诗音乐仍是关于新诗的音乐。创作新诗音乐的前提，仍是创作新诗；欣赏新诗音乐的本质，仍是欣赏新诗。故对于新诗音乐，不要只听音乐，要更关注诗意。”可以说，“新诗音乐”中的“新诗”不应等同于歌词，“音乐”是由“新诗”生成的声音形式；“新诗”与“音乐”的关系不是孰先孰后或如何配合，“音乐”理应成为“新诗”在听觉层面上的二重身。“新诗音乐”可以成为一种行动的诗，它行动的轨迹将原诗作者、AI作曲软件的使用者与“听众—读者”串联了起来。同时，当下的歌曲创作不乏人文价值极高的歌词文本，但佳作的音乐性本身也有着技术化和产业化的支撑。正如一些音乐专辑会附带去掉歌词后的编曲，创作者并不将这些编曲视为简单的伴奏，而是自信地认定它们已成为音乐的艺术性。以之为参照，可以想象“新诗音乐”或可生发出的另一重诗学向度，即由文本生成的编曲，将与原诗之间永远保持互不独立的状态，编曲与原诗是同一颗心脏的左右心室。在这一诗学向度之下，新诗的声音化不会以文本自身意义的稀释为代价，空间性的文字与时间性的声音将高度统一，不存在谁优于谁的情形。文本与编曲互不独立的“新诗音乐”，可以使声音成为诗歌的“再现”形式，而非简单地将诗歌变为歌词——这是AI技术下新诗音乐性的另一重诗学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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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仅就目前的实绩而论，“新诗音乐”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AI音乐生成技术的内在逻辑仍是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算法，这就使得生成的结果有概率与法律法规上被认定为“原创”的作品撞脸。如何解决版权上可能出现的争端，或许不是AI使用者能介入的复杂事务，但它也为“新诗音乐”的前景埋下一丝隐患。再者，一首借助AI生成的“新诗音乐”，其最终的完成度仍取决于人的参与：创作者经过反复的尝试和筛选，敲定音乐的一个或多个版本，这考验着创作者的音乐素养；只有熟悉不同音乐风格的基本构成，才能为文本找到恰切的生成轨道。AI音乐生成技术将继续发展下去，有志投身其中的创作者也理应增进乐感和乐理。此外，“新诗音乐”的曲调是算法解析文本后的输出结果，唱出一个个字词的女声或男声也出自技术的合成。作为个体的创作者本人，似乎只是在被动地筛选着能听到的（即AI提供的）输出和合成，并非主动地将富于个体印记的文化实践转变为曲调和声音。也许技术终将愈发完美，但AI技术下的新诗音乐性命题是否也隐含着人自身的消逝？
但我仍对“新诗音乐”持积极的态度，疑问不等同于否定，我把对“新诗音乐”的倡导和实践视为借助外部工具来激活新诗场域的事件，其中包含着重建新诗场域与公共空间之关系的契机。就新诗的传播和接受而论，除了书面化的载体和私人化的默读，新诗不止一次依托于公共空间进行发声。新诗的沿革也伴随着一部“有声”的历史。追溯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老舍等人尝试用小调、大鼓、皮黄、金钱板等民间形式将诗歌改造为易于被人听懂的宣传工具，只为能够通过面对面的方式去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意识；同一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兴起了“街头诗运动”，身在重庆的诗人也展开过街头诗和传单诗的创作，而诗朗诵运动也在高兰、冯乃超、光未然、锡金、徐迟等诗人的积极推动下得以开展。家国危亡之际，广场、街巷、田间地头等公共空间中“有声”的诗歌最终成为一种媒介，试图激发战斗激情、传播时代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年代末开展的“新民歌运动”是各地政府在中央的统筹下，组织以口头演唱、诵读为主要形式的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诗歌展览会、诗擂台、诗街会等活动。
从“新民歌运动”到“政治抒情诗”的朗诵热，至1980年代大量的诗歌朗诵会，人民群众或是在“有声”的诗歌里寻求情感寄托和出口，或是在新诗潮中寻找着能为自身代言的文化英雄。新诗的“有声”历史，正是诗歌以某种公共空间为媒介进而与民众产生各式联系的历史。在“外部”现场让诗歌向公众发声的实践，也会促使部分作者对一些“内部”的诗学命题展开反思。比如，根据朗诵时实际的听感和语感来调整写作的韵律方案，抑或通过观察受众的普遍反应来重审主题和技法上私人经验与集体记忆之间、隐微与显露之间的复杂关系。若对同样“有声”的“新诗音乐”展开积极的想象，它或许能在重塑新诗音乐性的同时，凭借自身的新媒介势能去重建新诗场域与公共场域之间的联系，能够灵活地与各种新媒介平台进行嫁接的“新诗音乐”有着走向公众的天然优势。也就是说，对AI技术下的新诗音乐性的讨论，或许不应仅局限于“内部”，也可以在“外部”的视角下发掘音乐对于诗歌与受众的联结功效。
——选自《星星·诗歌理论》2024年9期